岁末年初，虽然煤炭和电力两大行业之间的合同煤订单看似圆满，甚至超额完成计划。但在煤价不断走高的大背景下，煤炭企业是否愿意履约尚未可知，行业人士对订单的落实情况并不存太高的期望。“煤电顶牛”年复一年旧话重提，在管理部门更侧重于对煤价和终端电价进行管制的模式下，困局破解无门。

　　说到“煤电顶牛”，不能不提“煤电联动”。煤电联动政策始于2004年年底，政策原意是，以6个月为周期，若周期内平均煤价较前一个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%，电价便作相应调整。政策出台后，只在2005年和2006年的五六月间进行过两次联动，上调了上网电价和终端销售电价，此后便不了了之。

　　发电企业和中电联在多个场合下呼吁重启“煤电联动”，并认为这是破解“煤电顶牛”的*根本、*有效方法，但笔者认为，已经停止四年的机制短期内无望启动。因为一旦重启，积蓄已久的煤价压力可顺势通过电价，传导到工业企业和用户身上，造成企业盈利能力骤降、CPI走高等，这是各方均不愿意看到的情景。

　　在资源品价格上涨是大势所趋，而电价又受到严格管控的背景下，煤炭企业肥得流油，而发电企业瘦得要命，亏损面达半数以上，成为无辜的利益受损者，这并非健康的行业生态，也并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之举，长此以往，会对煤炭和发电企业都造成伤害。

　有没有一种更为合理的方法，来平衡两大行业的利益？笔者认为，答案是肯定的，即仿效石油行业，向煤炭企业开征特别收益金。假如煤价达到超过一定标准，企业即按照累进制的方法，缴纳特别收益金。

　　特别收益金，俗称“暴利税”。2006年3月份下发的《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管理办法》中指出：“（石油特别收益金）是指国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��油因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所获得的超额收入按比例征收的收益金”，具体而言，当国产原油销售价格超过40美元/桶时，所获得的超额收入，将按比例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，征收比率从20%至40%。通过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，可以调控石化企业高利润，支持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，达到用之于民的目的。

　　对煤炭企业征收的特别收益金，效果有二。一是这笔中央财政非税收入，可以专项用于补贴电厂，减缓高煤价对其生存造成的压力；二是慑于累进制的特别收益金，煤炭企业涨价的意愿将会大大被稀释，这对平抑高煤价不无裨益。

　　开征煤炭“暴利税”也许并非**的制度安排，但在“煤电联动”无法实质性推进之时，这是非常合理的选择，是国家动用财政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，补贴利益受损集团，平抑煤价。